我在抗战前后的一段通信工作经历

 

□  秦华礼

 

【作者简介】 秦华礼，1913年1月生。1932年12月参加革命，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排长、连长、代指导员、巡视员、干事、电台副台长、台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电台队长、中队长、纵队三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八纵队三科长、通信分校政治委员、华北电专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建国后，历任军委工校大队长、川东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四川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北京邮电学院党委第二书记、南京邮电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1934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通江县有个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由电务队长宋侃夫负责，教员姓戴，名字记不清了。我到学校比较晚，是在部队过嘉陵江时，邓国军、刘继明、胡正先等同志比我去得早，我们是同时毕业的。那时学校共有30余人，组成一个排，我是排长。和我在一个排的有杨大奎、李福荣、冯国寿，还有个姓黄的同志。在我去之后，还有一批学员。我们学习的科目有报务、机务、英文和通报用的缩语。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两个方面军的通信学校合并在一起，校长是刘光甫，教员有刘寅、沈毅力，兼课的教员有李世俊、王玉恒，岳夏专教英语，政治课教员是刘振堂。我们进校时，原准备学习1年时间，实际上只学习了8个月，到1936年5、6月份就毕业了。还有一个高级班，学员有聂鑫、郭龙飞、刘周映、钟明江等同志。

通校上课是很艰苦的。在民房上课不到两个月时间，其余都在野外上课。虽然我们学习的条件很差，可学习的劲头都满大的，例如26个英文字母不到一个礼拜就都背熟了，还学会了拼音。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目的明确，并且与各个方面的活动结合得很紧密。例如集合报数，晚饭后做游戏，规定用英语one、two、three……；行军休息时，采取两个人编一组，随时都可以相互学习。学习使用的是木头电键，数量也很少，30多人只有6个，在平时是用大拇指去练，行军中也是边走边练。我们用的电池是前方电话队用完了送到后方的，已经没有电了，就把锌皮捅上几个洞，放在竹筒里用盐水泡起来，还可以用很长时间，我们叫它“麻子牌”电池。铅笔、纸张很少，一个月只发一支铅笔，沈毅力教员专门给我们讲怎样削铅笔，规定只准削掉木头，不准把铅削掉，抄报时要转着用；纸每人只发一小块，到考试时才准用，平时练习抄报用的是打土豪时从地主家抄来的古书，和打仗时缴获的文件。缴获的收音机拆掉后交给学员自己保管，像电容、电阻、变压器等。我们把这些零件看成宝贝一样，保管得很好。机务课主要是刘光甫讲，讲他个人的经验，不讲理论，讲理论我们也听不懂。他的经验很丰富，机器什么毛病，会出什么现象，讲得很清楚。他讲，我们就听，也不会记笔记，因为我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为什么我们能进通校呢？主要是我们的出身好，是党、团员，政治上可靠。我们入校时审查得很严格。比方我吧，先经师政治部审查，又经过31军政治部审查，最后才到通校。

刘光甫讲的那些经验，后来我们在工作中确实都用上了。我们还学习装机器，学的是哈特莱发报机和三灯收报机，发报机用两个31管，收报机用3个30管，都是RCA公司生产的。

学习方法是把地上的土铲平弄光，用棍子在上面画个图，然后在上面摆好零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布线，知道每一根线怎样连接。进一步就是在木板上摆，把线绕上就可以了，也不必焊接，摆好了由教员检查，接好线用电表量一量，那时只有1个150V电压表，通了就行。第一个人装好拆掉，下一个再装。就这样，我们都学会了装收发报机。我们学习收发报是很紧张的，只要有一点儿时间，即使是行军休息一个小时也要上课。还要学习文化，规定每人每天识两个汉字。行军时，每个人的背包上挂个小木牌，上面写上两个汉字，前边的人走，后边的人就学。就这样，我们毕业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发报1分钟可以发到140个电码。我在学校一共学习了8个月，由于前方要人，我们就提前毕业了。我分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电台工作。四军军长是陈再道，政委是王宏坤。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