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通校
和发展电台的一些情况
□ 梁茂成
【作者简介】梁茂成，1934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电台报务员、电台报务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委三局一处科员、三局秘书。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平军管会接管部电讯秘书处处长、军委电信总局干部处处长。建国后，历任邮电部人事司和干部司司长、北京市电信局局长、邮电部政治部主任、邮电部纪律检查组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了适应“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必须尽快地筹备建立一些新的电台。因此，军委在吴起镇时就决定从各部队选调一批青年战士学习无线电报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抵达瓦窑堡时，陕北苏区已有无线电训练班，于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陕北通信学校。
原红一方面军通信学校，是1931年初春在江西瑞金的洋溪创办的，办到第11期，因长征而中断了。原陕北无线电训练班，是1935年7月在延川县永坪镇建立的，负责人吴泽光，他原在延长油矿电报局任局长。红26军攻占延长时，吴泽光同志参加了红军，在西北工委领导下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之后又在同国民党作战中陆续吸收了申光、李益民等电台人员充实教育力量。我到通校时，该训练班已招收了3期学员，第1期学员4人，有李洁奎、王精锐、张振文、景生智。第2期有学员9人，都是红25军来的，他们是肖永昌、杨发科、徐思铎、彭绍坤、张福庭、宋润华、潘合晏、陈生贵、廖肇全。第3期记得有陕北同学薛希仁、马鹤鸣和刘克东等。我们来到学校时，正好是第3期开学的时候，因此，我们一方面军调来的也编入第3期。计有刘长生、肖贤法、王兴、胡平山、温凤山、俞占鳌、邱世淮、孙道会、吴德山、姚士禄、赖观水、吴豫彬、温储金、罗木清、梁茂成等。2、3期学员大都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身体很虚弱，故因病留级的人很多，毕业时间参差不齐。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温储金同志，长征中他是红三军团十团的宣传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党员，学业未成，却住院病逝，值此我们对他表示深切地怀念。
第2期毕业的除肖永昌、彭绍坤、徐思铎、张福庭、宋润华、潘合晏外，尚有3期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的温凤山、罗木清。第3期毕业的有刘克东、薛希仁、马鹤鸣、邱世淮、孙道会、吴豫彬。留级的学员多数到第4期。这一期毕业的有刘长生、肖贤法、王兴、吴德山、姚士禄、陈生贵、梁茂成和陈云东（陈系长征到瓦窑堡后从机关调来的）。其余则留到第5期、第6期才毕业，例如，杨杰（杨发科）、廖肇全、胡平山等同志。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从第5期开始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每期的学员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1937年实现国内和平以后，全国广大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延安，使通信学校也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从11期起，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在抗大、陕公和职工学校学习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这种变化，使我军通信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5年10月建立陕北通信学校起，吴泽光同志一直任学校校长，直到1944年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为止。政治委员仍由原江西红军通校的曾三同志担任，他于1937年初调到西安电台工作。以后当过学校政治委员的还有魏宏亮、张振球等同志。在通校初建时期先后担任过报务教员的有申光、李益民、常如松、计家桂、贾鹤龄、佟××，黄庆元等，政治教员杨又卿、王诤，陈士吾同志也兼过课。
我们这期学员，年纪都在十七八岁，习惯上称呼“红小鬼”，学习无线电报务，因文化程度低，学得很吃力。调来后，第一课就是王诤同志教我们学习英文字母A、B、C、D……除个别当过卫生员的同学学过，其他同志都不会，念单音还可以，念双音就不行了，有的同志甚至连阿拉伯字码1、2、3、4……都不会写。而且时间紧迫，每期学习只有4个月。我们第4期于1936年3月开学，同年6月毕业。学习内容每期基本相同，技术课主要是学习收报、发报、通报、英文（包括通报简语），还学点儿电工常识。政治课主要学习时事、政策、党的建设、政治工作，还学点儿社会发展史之类的简单知识。每天有七八节正课，晚上还要复习一两个小时，学习安排得很紧，学习中困难很多，物质条件也很差。但是，由于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鞭策，领导上的热情鼓励和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使我们坚定了学习的信心，同学间团结互助，人人刻苦学习。因而，在创造模范学员运动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学成为模范学员。
我们从学校毕业时，军委总部和下属军团的电台配属情况是：军委总部有两部电台，1分队在前方，队长海凤阁；2分队在后方（瓦窑堡），队长陈士吾。1936年6月，红军东征回师后，1分队随毛泽东同志（兼野司政治委员）从前方回后方（保安）。前方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成立电台18分队，由原1分队报务主任曹丹辉负责。所属的一军团电台队长是朱道松，15军团电台队长是张瑞。每个军团下边各有一两个机动电台，准备配属执行单独任务的师、团使用。还有地方主力部队的独立军和独立师均各配备一部电台。1935年12月，张浩（林育英）同志偕同报务员赵玉珍从苏联带回1部电台，三局王诤局长计划在1年内要发展到10部电台，所以，就叫11分队，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络。
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西北首先形成了抗日联合的局面。那时在东北军张学良那里，我党已建立了一部秘密电台，负责同保安联络。常驻西安党的代表是叶剑英同志，电台报务员是彭绍坤同志。1936年12月6日，我随李湘同志（即李涛，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从保安去西安，拟在西北军杨虎城那里建立另一部秘密电台，当我们走到洛川时，发生了西安事变，14日我们到了西安。16日，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西安，这样彭绍坤的电台就公开了。根据形势的变化，杨虎城那里不需要再建立电台，我就转到彭绍坤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涂作潮同志从上海到西安装置的，功率15W，交直流两用。不久中央又派曾三、申鸣鸿同志来到西安建立了一部预备电台，以便情况变化时，保持秘密联络。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国民党派顾祝同到西安建立行营。我党代表团为了应付不测事变，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叶剑英同志带领彭绍坤的那部电台，报务员有吴希生和我，到达云阳镇红军驻地，以作后盾；另一部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留在西安，准备同顾祝同谈判。留在西安的电台人员有曾三和申鸣鸿同志。他们两位都是知识分子，万一情况逆转，比较易于隐蔽。顾祝同入陕后，局势稳定，西安事变胜利地和平解决了，叶剑英同志和吴希生都很快返回西安，并正式成立了西安办事处。以后，彭绍坤回到延安，我又去了西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诤同志从延安到云阳镇总部驻地，组织整编八路军通信分队的编制。嗣后赴西安采购通信器材。9月我和吴希生随同王诤同志返回延安。这时，延安设有5部电台：1分队负责联络国民党地区的公开电台，如西安、武汉、重庆办事处；2分队（原11分队改称）负责联络共产国际和我党在敌占区的秘密电台；3分队（原2分队）和4分队负责联络我军各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主要抗日根据地；5分队担任拍发新华社新闻电报，并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留守处）电台XT8B的呼号，同国民党“统帅部”电台联络。我回到延安后，在1分队工作。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