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通校的学习经历

 

□    刘克东

 

  【作者简介】刘克东，陕西延川县人，1918年生。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入党。1935年在陕北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在三局任报务员。西安事变前，组织上派他到17路军建立秘密电台。抗日战争后回到延安，历任军委三局纠察台长、股长、集中台领班、联司三科科长、西北野战军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处处长兼西北邮电管理局局长、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现离休。

 

吴泽光同志参加红军后，电台就架在延川县永坪镇内的一个坡上的窑洞里，当时叫疙瘩上。我家离永坪镇只有20里，刘志丹同志考虑到今后红军要建立无线电通信，必须首先培养技术人员，于是通知各县抽调有文化、政治上可靠的青年到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由吴泽光同志负责培训。学员条件是：年龄在17岁以上，23岁以下，具有初等的文化程度。由于当时陕北文化落后，只有绥德、榆林有中学，延长只有高小，所以学员的文化条件不能太高，只要求有小学程度，能够识些字，能接受训练就行了。还有一个条件，最好是党团员。我当时16岁，是团员。上级规定从延川县选调一名，我愿意参加，其他条件也具备，经上级批准，我就到了训练班，从此就走上无线电通信的岗位。我参加这一工作，还有个客观原因，当时红军有个干部学校，校长叫吴岱锋。吴家很早就和我们家有来往，关系密切。他们家很多人早年参加革命，白匪经常抓他们。他家的人为了逃避敌人的搜捕，经常住在我们家里，因此，从小我也就受到革命的影响。吴岱锋当时当校长，经常叫我到他那里去玩。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听广报？”（当时不懂技术，把广播叫广报。）我说：“什么叫广报？”吴说：“你去听听就知道了。”我到电台上，有两付耳机，很多人都抢着听。国民党中央社讲一段新闻，接着唱一会儿戏，我当时年龄小，对新闻听不太懂，对唱戏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听“无线电”，去听“广报”。所以训练班一招生，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和薛希仁是同一天去的。我们到了以后，其他县已经选送了4人，早已开始学习（即第1期），他们是景生智、张振文、汪精锐、李洁逵。当时学校没有正式名字，叫训练班。我和薛希仁同一天去的，不久又来了马鹤鸣。第1期没有什么训练计划，吴泽光教几个电码，教几个英文字。我们3个去的晚，就叫第2期。吴泽光是广东人，比较进步，他穿一身麻呢中山装，有一条红色线毯，一条白被单，我们几个学生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没有一点架子。1935年9月中旬，鄂豫皖红军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也有个无线电训练班，有9个学员，他们学的也不多，于是他们9人和我们3人合成第2期。他们9个人是肖永昌、徐思铎、潘和宴、顾光泽、杨发科（杨杰）、彭绍坤、廖少权（廖辉）、陈生贵、宋永华。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歼灭东北军的牛元锋师，缴获了一部电台，一些报务员参加了红军，不久派到训练班当教员，他们是计加贵、常如松、贾鹤龄、申光等。

1935年12月底，中央红军到了瓦窑堡，军委三局的王诤、曾三同志都来了。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合并以后，正式宣布成立军委三局无线电通信学校，最早的4人为第1期，一直排下去。我在第2期。我学得快，4个月就学完了半年课程，中文每分钟抄到135个字，英文也130多个字。电学讲电波、电容、天线等，都是在黑板上画的，也好学，因此经过王诤考试，我算第1期毕业。中央红军到达后改称通校，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1935年底我毕业后，留在学校，组织上让我当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这主要是培养我。为什么把我留下来？因为我能听懂南方话，南方人也能听懂我的话。当时讲政治课没有课本，曾三先向我讲讲，我再照他讲的去给学员上课。支部工作也不复杂，我记得用巴掌大的一张纸上，就能写下支部工作任务，有五六条。我记得第1条是发展党员，第2条是过好组织生活，第3条是巩固部队。

  通校校址开始在延川县永坪镇一个高坡上的窑洞里，当地人叫疙瘩上。后来25军从陕南到陕北，学校迁到离永坪镇5里的李家沟；1935年12月又迁到了瓦窑堡，在城里中心区靠街的三四个窑洞里；不久又搬到城外水沟坪，一排12个砖窑，在这个地方与中央红军会合。不久学校又搬到韭沟台，第5期后我就离开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