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回忆片断

 

□       刘兆生

 

研究组的成立和加强

无线电通信，由于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被分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一直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等军区首长以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通信部门的工作先后在刘彬、钟夫翔、旷泉吉、江文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取得显著的成绩。抗战初期，放手大量培养报务干部，促进无线电台大发展，基本保证了每个团或更小的独立活动部队配有电台；抗战中后期，又及时抓住机务技术骨干的培养提高，推动电台装备的技术改造和更新换代，并为以后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发展以及广播事业在敌后的开创作了准备。军区无线电研究组建立于1941年春。1942年初，外籍教授班威廉、林迈可接受军区首长挽留，王士光同志同时到达，直接加强了研究组的组织领导和学术指导，充实了军区无线电科技阵容，从此发动并推进了电台收发设备的程式更新，并相应开展了技术推广教育。两位教授和大王（即王士光）同志亲身授课和指导的研究组，在人员培养、技术改造和推广以及优良技术学风的传播等方面，都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特殊的学习“互助”

研究组的正式导师是班、林两位教授。班先生专讲高等数学和物理，着重讲授了有关无线电的理论，如电磁波理论——麦克思韦的电磁波方程等内容；林先生讲过元器件结构原理、接收机改进、主振放大发射机特点等具体技术问题。两位教授满怀国际主义友情，在敌后坚持两年，苦心编写讲义，热心讲课，使我们深受教益。对全组成员来说，真正的教师则是本组的直接领导林爽和王士光同志，他们两位讲课或辅导都是采取同学间学习“互助”的方式，称呼上是“老林”和“大王”，从不以“长”字相称。

研究组学习的初期，当时的副组长兼学习组长老林同志辅导我们学习无线电基础，结合实习三管再生式接收机，这是本组新成员的入门必修课。除上课外还个别帮助，直到确实弄懂掌握为止。此后在更长时间里，老林担任组长或班长。为了让大家学好更复杂的收发报机，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对我们集体或个别地进行辅导。

“大王”身为教育股长，负责牵头组织全大队的教育工作。在学习的后期，他利用军区仅有的一本特尔曼撰写的《无线电工程》作底本，亲自辅导我们系统学习，讲A类放大，结合接收机；讲B类放大，结合扩音器；讲C类放大，结合发射机。重点放在主振放大发射机的设计原理上。从技术设计到装配和调试，完整地进行讲授并组织实习。他还把自己刚刚研究、设计、装调成功的6L6电子管电子耦合发射机的成套技术成果，全盘传授给全班同志以及机关的机务人员。

回顾研究组的两年历史和收获，首先要归功于军区首长和部门领导的远见卓识与坚定决心，其次要感谢两位外籍教授的指导和启发以及第一线具体组织领导的王、林两位同志。研究组取得的成绩，是同他们认真、耐心的面授和辅导分不开的。从他们那里，我们不只是学到了科学技术的理论和实践，更为可贵的是还学到了在革命队伍里真诚无私地、毫不保守地传播交流科学技术知识的优良思想作风。

活泼的集体生活，忘我的学习精神

1942年到1944年春，我组跟随无线电大队部，前后驻过平山、阜平两县的5个村庄，各地都驻3个月以上。由南向北，山沟越钻越深，生活越来越苦，办法却越来越多。

1.第一个驻地石古洞村。在这里研究组新、老成员和外籍导师大会合，组内的学习互助和各种兼职工作全面铺开，还有人数众多的电台干部高级班相邻共处，春夏间文化体育活动十分活跃，是研究组第一个兴旺时期。

经历一次扫荡威胁之后，秋季移驻几里以北的吊儿村。导师们满怀信心地评论性地说出：大家学习很好。我们这里应当名符其实地称作“吊儿大学”。为尊重西方习俗，圣诞节前后军区首长情义深重地给两教授赠送了慰问礼品；两位教授又举行茶话会和全组成员联欢，呈现出一派尊师爱生、好学上进的热烈气氛。

入冬，开始节粮救济屡遭扫荡摧残的边区同胞，每天晚饭后到野外打柴以补助伙食，并定期外出背运粮柴以减轻群众负担。劳动多了，供给标准又降低，口粮短缺，有时饭不够吃，大家紧紧腰带就过去了。

2.军区东南线日伪军大举蚕食，挖封锁沟、建碉堡步步进逼，并妄图奔袭军区机关。1943年新年刚过，大队部搬进了瓦口川西北角的小山沟——主投沟，这里只住了几户人家，我们的教室只能借用三圈，即羊圈、牛圈和驴圈了。在此借到不足两间的老羊圈，虽是北房却无南窗，课堂的桌凳只能利用木板和原木等凑合搭成。

这时，野战军总部又派来吴本毅、韩黎等5位同志参加学习，人多了，学习劳动更热闹，学习互助组织更周密了。发生病号或赶上较闲的星期天，老的机务人员自愿拿出微薄的技术津贴补助病号或为大家改善伙食，也就是到山沟溪边挖些新鲜野菜，再买点羊肉，由手巧者烧一锅油多有肉的汤菜，就是生活大改善了。班先生夫妇在此和房东攀了干亲，我们也参加了来往，军民关系十分融洽。这是我组的第二个兴旺时期。

3.1943年4月，经过两天行军，路过灵寿到达阜平中白义村，只能找到一处旧的牛圈当教室。这时我组改称（机务工程）高级班。这里土地脊薄，产粮少，正闹春荒。新生的杨柳树叶已被居民捋净吃完，在等新叶重生再捋吃一次。面对此情，机关全体同志一致同意更多节粮支援居民度荒，而我们自己也只有稀饭干菜糊口。很快，夜盲症在多数人中出现。随着气候转暖，吃上了自种鲜菜，同时军区领导又决定适当提高了我班粮食标准（提为战士标准，因劳动背粮要求和战士同等），从此我班粮食基本够吃，再加上吃到绿菜，十分厌人的夜盲症便随之痊愈，就此渡过了一个难关。

但由于学习紧张，病号增多，有些同志闹疟疾，高烧头痛刚过，就马上投入学习。旷泉吉大队长不得不严肃地作队前批评：“学习的拼命主义是有害的，要不得的！”此后体弱多病的同志才较为注意休息，但谁都不肯轻易放过一点儿宝贵的光阴。

敌机频繁来袭，同志们习以为常，而两位导师却因惊扰使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4.1943年秋，敌军又开始扫荡。初期，我班随北方分局机关行动，经阜平到繁峙、五台山一带，和敌军转圈子。带队的姚依林秘书长给我们讲时事形势，还介绍了大王在天津租界办党的地下电台的故事，使我们深受感动。中期又改随军区政治部李志民部长行动，一天夜里他亲自率领我们胜利地通过了一条危险的封锁线。后来，我们又回到大队部行列，在丛山峻岭间穿插转移，只要住下一二日即恢复上课学习，岩下、溪边随地都是我们的课堂。曾因敌军接近或包围而几度紧张危急，并安排过几种高度分散或深避山洞的应急方案，但在各位带队领导的沉着冷静和机智的现场指挥下，终于避开或绕过敌人，安全地渡过了长达3个月的残酷扫荡，从中也进一步锻炼、考验了我班每个成员。

事后得知，一支战斗部队为了掩护班威廉、林迈可一行摆脱敌军的凶恶追击，曾向敌军英勇冲杀，顽强阻击，许多优秀的战士光荣牺牲，出现了一个英雄集体——“国际班”。

5.敌军败退后，我们随大队部先回到原驻地中白义村，不久就移驻沙河北的荒里村，仍借用一间旧驴圈作教室。林先生和大王讲授无线电工程到了后段的重要部分。这时劳动生产全面展开，种粮种菜、贩运百货、背运煤炭等等，真是“百业俱兴”！我班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上述行业差不多都干过。到20里地外背煤，每次每人竟背百斤以上，虽然劳动强度大，但从此肚子吃饱，健康状况好转，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这是我班的第三个兴旺时期。

1944年春，正式课程逐门结束，胜利地完成了两年的难能可贵的技术学习，只可惜林先生继班先生之后要到大后方去了，大王也奉命去路南总部机关工作，大家只好依依惜别。

6.我班留下的人员一起转入材料股实习，间或到直属电台检修机器。6月份，旷大队长带领一批机关干部（含我们全体实习人员），同军区一批机要干部一起进了分局党校（驻在沙河北岸的栗园庄），作为党校第7队，开始了整风审干。10月份，整风结束，回到大队部。我们一个个愉快地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分头走上新的岗位。

 

     说明：林爽同志所写“关于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组的回忆”对于有关情况已作了系统叙述，为了再提供一些补充，又写了这个资料，并经林爽同志审阅。

198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