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晋察冀和延安

从事通讯技术工作的经历（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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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迈可

 

   【作者简介】林迈可（MicalLindsay－LordofBirker），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神学院任院长多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牛津大学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Collene，OxfordUniversity）任院长25年，直到退休为止；1945年起为英国上议员并被英皇封为男爵。

       林迈可自己起先在牛津大学学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他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之聘为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那时北平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盘踞之下，他曾利用数次假期之便，到华北的抗日游击区，目睹根据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0年，他曾在重庆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6个月，后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之召，复返燕京大学执教。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立即被日本宪兵队看管。林迈可与其妻李效黎女士匆忙出走，经帮助进入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和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林迈可夫妇方携其一女一子回英国。

       新中国成立后曾两次来华，本文选自他给高蔼亭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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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元旦我们到肖克司令部。在那里我开始在他们的无线电台帮助工作。当我们到聂荣臻的司令部时，他要求我留下工作，并且任命我为军队通讯部的技术顾问。我能够比较详细地告诉你的就是关于通讯工作。我为军队上的技术人员上无线电课，并且到各分区司令部重建他们的通讯装置。

我们的供应非常短缺，开始我们只有少数极简单的教科书。因此大部分教学工作只能从电学原理的第一个法则讲起。一次我们搞一个比较更为灵敏、选择性更强的接收机，以便同冀热地区通讯，我们需要导出一个在超外差收音机中本机跟踪的公式。这个工作包括要解出3个三次联立方程式。我们集中了晋察冀数学人才从事这个工作，最后得到了答案。当我们在1943年终于得到了一本特尔曼（Terman）的《无线电工程》时，我发现我们的公式是正确的，只是非常复杂。幸亏我从燕京带出来一个万能表和计算尺，这是在晋察冀绝无仅有的。通讯部里存着一些无线电元件，我发现还有其他存货。无线电工程学习班中的一个学员提到在他工作的单位里有一批他们贮存的电子管和其他物资。我向聂将军说明，如果把所有的元件存货都集中到通讯部来，我们就可以装出更多的电台。于是他发布了一个命令，必须把这些东西移交过来。但是当时我们大部分还是依靠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里能够买到并且偷运出来的东西。我们还从拆卸缴获的日本装置中弄到了一些元器件。日本人用的那种电台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的频率范围很窄。他们的微安表和射频电流表是很好的，同时收讯管也是可用的。但是，发射管不能用，因为他们的真空度不好。我们唯一的能源是手摇发电机。如果把低压输出定为6.3V做灯丝加热电压，高压约为450V。美国管子能承受这样的高压，而日本管子则要起辉。我们把接收的输出功率管作为发射机的管子用。最好是6L6，但是，当时这种管子我们很少，我们仍要用灯丝电压为5V的老三极管。

我的主要工作是用新的设计改造所有的无线电装置。老机器又重又大。发射机使用的是频率稳定性很差的哈特莱（Hart-Iey）振荡器，我用一个主振荡器改造它们，在输出线圈上用抽头的办法调整功率放大器与天线负载的匹配。我们做出了一些比老电台又小又轻的电台。来自农村的木匠为我们做木箱。我们用一个电阻负载和日本的射频电流表估算出天线输出功率约为20瓦。我们使它们的频率范围尽可能宽，因为高频带适用于白天，远距离；低频带适用于近距离和夜间通讯。我们最好的机器可以从10MHz到2.5MHz（几乎每一个电台都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必须使用我们能拿到手的而一致性很差的元器件）。

我们没有改变具有反馈的栅漏检波器和一个变压器耦合的低频放大器的接收机线路，但是我们把接收机做的小得多，甚至比新发射机还小。除了我搞的微型机以外，所用的管子都是30S。

当我们制造电子管插座时，我们在精确的钻孔上遇到过一些困难。当在任务紧急并且要在天黑以后工作时，在只有半支烛光的植物油灯下工作是很不方便的。但无论怎么样，我们并没有因为缺乏工具而停止不前。

到1943年底，我们在装配新的电台中，把所有的元件几乎全部用完，而且我已经给一些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们上了无线电工程课。1944年5月我们转到延安，在那里我设计了发射机的定向天线，使得新华社的资料在美国都可以收到。他们曾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最大的发射管只能给出600W。我认为用一窄波束的定向天线，这些功率是足够用的。我很幸运地曾经从特尔曼的书里把这个设计公式抄录下来。从此以后，我担任了新华社英语服务部的顾问。

1944年7月当美国人来到延安时，他们提出一个在前线地区建立电台网的计划，以便把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消息送回。他们通讯队的官员给我看了一本美国陆军装备的样本，其中没有一个对我们有用。他们的可携带的概念是可装在一辆吉普车上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主机都在40磅以上并且频率范围很窄，其中仅有的小型机是战略情报局（OSS）为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进行地下工作的人员设计的。这些也不太适用，因为它们是要在一个正规的供电电源下工作，而且只能靠这些晶体发送少数的频率。我说如果他们能供应我们手摇发电机和元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更适用的电台。我们利用战略情报局的装置中的元件制造了一台发射机的样机，其中有些性能比我们已有的都要好一些，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试用了一下，对它非常喜欢。

此外，我想你对日本人关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通讯工作的评论一定很有兴趣。当我1967年在东京时，遇到一个曾从事对中国无线电信息监听的海军军官。他说国民党的密码非常拙劣，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可以读出国民党机构用无线电发出的任何信息，而共产党的密码则好得多，他们直到1941年还不能掌握破译它。后来，1年以后，共产党又改成了一套新的密码，他们就从来没有能够破译它。

我们在1983年再到中国时，肖克将军告诉我，在国内战争中，新式的晋察冀无线电电台工作得很好。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学习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通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梁骥、王士光、钟夫翔、旷泉吉、江文、林爽等。

摘自《电子工业史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