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物理实验室

 

□   胡昌璧

 

  【作者简介】　胡昌璧，女，四川省青神县人。1924年3月生。1947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1947年8月至1949年5月在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任教，入党后曾担任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工作。1949年6月至1949年8月在上海北虹区区委会学委负责几个大学和中学的建党和建团工作。1949年以后在学校任教，历任教员、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副教授。曾任陕西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实验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兼电磁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仪器仪表学会理事。1997年8月13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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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我初到学院时，当时教育科科长江波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党把你调到这儿不是来享福的，而是要你来体会党的事业创业的艰难，因为这儿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技术院校啊！”

1950年2月，我被编入理化教学组。当时教学组的负责人是金有巽同志。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开始为文化水平不一的学员，如机务班、工程班等上物理课。大概是1950年4月或5月，当时的教务处处长韩克树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目前国家急需培养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为了让学员学得更好些，由你着手筹建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他还说：“给你们5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0元），作为开始的筹建费，设法把教学急需的设备准备起来。”于是在金有巽主任的领导下，我们迅速制作了一些课堂演示和实验器材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如做力学和基本测量实验，没有物理天平，金有巽主任就亲自做了一个秤；没有砝码，沈光年、方湖宝等同志在泥土地上挖了一个小坑，用锡块自己浇铸砝码；用厚纸板制作测量重心的各种形状的试验板。方湖宝同志还用铜线、细棉线制作了一台波动演示仪。那时就是用这些自制的简单设备为各班学生开设了“力的分解和合成”、“力矩的平衡”、“牛顿第一、二定律”等课堂演示和实验。化学教员韩奕容同志还用拾来的废铁丝、碎木板制作了化学实验必需的试管架、烧瓶架，他还用篮球胆和铁皮、木板等材料制作了一套可以用脚踏打气的吹制玻璃小器皿的设备。

为了尽可能节约经费，我们常常买一些较便宜的部件做成适合教学的仪器，如金主任曾买过一个带轴的铁轮，加工成一套演示刚体在斜面上滚动的仪器。他也曾在寄卖行买回旧的医生补牙用的振动器作为演示“振动”、“波动”的振动源。有些设备我们没有能力进行机械加工，金主任就亲自出差请其他院校加工。

1952年初，当时的副院长孙俊人同志对我说：“今后的任务不是一年培养几十个或者一百多个大专程度的学员，而是培养几百个甚至更多的高水平的工程师，我们应该根据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来建设我们的学院，应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把眼光看远一点，应该努力建设一个较完善的物理实验室。学院将着手筹建电工实验室、电子管实验室等，还应该着手编写较完善的实验讲义，购置必要的精密仪器。如果教学急需的仪器国内暂时买不到，还要努力自制啊！”于是从1953年开始，我们不仅购买了不少物理仪器，如分光计、测量显微镜、读数望远镜等，还自制了单缝衍射仪、碰撞仪、落摆法测试重力加速度仪、冷却法测试液体比热仪等。蒋伏窘、张德骧同志通过指挥系的物理教学工作，还编写了整套示教卡片。在金主任的组织领导下和教研室（当时称为教授会）的全体同志努力下，又绘制了一整套挂图和一些幻灯片。当时的实验员李国绩同志还写了一本“物理实验室工作手册”，在这本未出版的手稿中，李国绩同志总结了我院物理实验室从1950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工作的主要经验，提出了物理实验室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管理的问题。

31年过去了，我院物理实验室虽然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几经摧残和破坏，但是在院党委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物理教研室和实验室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开出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共89个（其中43个是1979～1982年这段时间设计的）。为物理师资班（相当于综合性大学物理系）开设了“基本测量”、“普物实验”、“综合实验”、“近代物理实验”4门实验课。研制了“平面型气垫导轨”、“样品微振式磁强计”等国内还没有的教学仪器。已筹建的“光普分析”、“精密光测量”、“精密磁测量”三组设备，不仅可用于教学，也可用于科研工作。在1979～1982年仅4年的时间里，就是“我们是创业者”这个思想在指导和鼓舞我们，使我们克服了人力、财力、设备奇缺的种种困难，动脑子想办法，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教学和科研任务。

在庆祝我院建院51周年的时候，创业艰难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应该牢记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应该牢记“我们是来参加创业的，不是来享福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