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电波中闪光
□ 裘慧英
1939年春天，我在上海一家绸厂做工。一天，市委副书记马纯古同志对我说，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作掩护，让我去和那个同志一起工作，表面上要装扮成一对夫妻。当时我才是20岁的姑娘，一听这话，脸一下子红了。心想，这成个什么样子呢！我连声说：“不行，不行，还是叫我去新四军吧！”老马笑了：“你呀，做个共产党人，是最高尚、最纯洁的。住在一起，也是革命需要。”老马这样一说，我就只好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个特殊的任务。
可是，等见到接头的人，我大失所望。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略带几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惯。因为我在厂里常见的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心想，许是搞错了吧？可是暗号又是对的。还说了名字，叫李白。接过头，他走了，我放心不下，又去找老马。我问老马：“看了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老马笑了：“你别瞎疑心，要是叫人看出是个同志，那还得了啊！”仔细一想，自己实在是太幼稚了。化装为的就是不叫人认出来嘛！
从此，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李白同志就从延安化装来到了上海，开始建立通信联络机构。这是侦察敌情的耳目，又是传达我党方针政策的工具。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就发现了李白同志是个既亲切又严格的人。我们这个“家”，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干脆就睡地板。我住在这里，实在闷得很。有天清早，我偷偷跑出去溜马路。李白就批评说：“这怎么行？装什么就要像什么！这一带都是有钱人，谁这么早去溜马路呢？”我说：“我整天无事可做，还不能出去溜马路？”李白同志说：“我教你发电报吧！”于是每天下午，他抽两个钟头教我。我觉得发电报比开机器难学，的的达达，总弄不清爽。发起火来，我就把耳机摔了。他又给我戴上说：“应该有毅力。这也是个考验哩！”有一次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搞这个工作，是党交给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从延安发给上海的指示，就是靠我们这个电台收发。它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他还教育我：万一出了事，要严守党的机密，哪怕是刀放在脖子上，枪对着胸膛，也不能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李白同志工作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晚上收发电报，白天要把电报译出来，还要送出去。工作地点是在我们住家的小阁楼上，门窗关得死死的。夏天又热又闷，我进去半小时，头就发昏了，而李白同志却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快亮时，我进去帮助他收拾东西，常常发现阁楼的地板都被他的汗水滴湿了，但是李白同志却愉快地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忘了。”有时，我坐在他身边为他扇风。他全神贯注，紧张地工作着。工作完了之后，他一边收拾机器，一边对我发出会心的微笑。
工作顺利进行着，同时我和他的感情也更加深了。组织批准我们结了婚。可是不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42年中秋前夕的一天深夜，李白同志正在阁楼上紧张地发报，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所。我赶快上楼通知李白。他坚持把报发完，才拆机器，把电台收藏进地板的隔层里。我们刚刚走下阁楼，几十名日本特务和汉奸就闯进屋来。他们翻箱倒柜，没有查出什么，后来又到阁楼里去查。这时，我心里七上八下，真有点紧张，可是李白却不动声色。日本宪兵在阁楼里翻了半天，用枪托敲墙，用脚踏地板，结果被他们发现了地板隔层，搜出了电台。日本宪兵凶神恶煞似地把李白和我捆绑了起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阵毒打，接着就把我们押解到四川路桥北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阴森森的牢房里，不断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日寇拿了块大铁板，压在我腿部上面，铁板两头站着两个特务，逼我招供。我忍着痛说：“叫我死了吧，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时，一个女特务进来说：“这么年轻的姑娘，不用打她了。叫她看看她丈夫受刑，她就说实话了！”于是，我被拖进了李白同志的房间。只见李白同志被绑在老虎凳上，胸上一道绳，腿上一道绳，砖头一块块地从脚后跟下塞上去，加到3块砖头时，绳子和骨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加到5块砖头时，人就昏过去了。残暴的敌人拿掉了砖头，还逼问着：“给谁干工作的？领导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李白同志一句话也不说，特务又灌凉水，只见一口口血水猛地从李白同志的口中吐出来。好久，他缓过一口气，咬紧了牙，轻轻地对我说：“爱护朋友，牺牲自己。”他担心我年轻，受不起毒打。我回答说：“你放心吧！”这时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李白同志眼一闭，不作一声。特务又用老虎钳钳他的指甲，钳一个，问一声：“领导人在哪里……”“招了就放你们！”鲜血滴了一地，李白同志死去活来好几次，但始终还是那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没有什么可讲的！”
在我们结婚以前，我就逐渐地了解到他的身世和性格。他是湖南浏阳人，因为家庭贫困，九岁那年就到染房去作小工。十几岁时，他就投入了革命斗争，当了少年先锋队队长。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又一直在农民协会中工作。1930年参加过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后来又到了江西瑞金。第五次反“围剿”以后，随着大军一起长征，那时李白同志担任电台通信连的指导员。他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学习报务时，他患了疟疾，有人担心他学不好，但是李白同志还是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发疟疾时，他不顾夏日的炎热，裹着棉被坚持学习，手抖得握不住铅笔，他就把笔绑在手上。这就是李白同志坚强的党性表现。在这样坚强的红军战士面前，敌人休想得到什么口供。过了一会儿，穷凶极恶的日本宪兵又用一种特别刑具，把电线绕在李白同志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候，李白同志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当电流通过时，他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我在旁边看着，肺都气炸了，我跳起来叫道：“你们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敌人狞笑着……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昏倒在地上。
我被转移到新的监狱。那天，当我睁开眼睛时，只觉得浑身疼痛，四周漆黑，问问旁边的人，才知道这是日本监牢。这真是一座活地狱。很小的房间，关了23个人，吃的粮食是五种东西混合的：黄糙米、麦子、谷子、石子、稗子。煮得稀稀的，上面飘着一层死虫子。石子是特意从外面找来的。日本特务说：这东西，既省粮食，吃了又能种下病根，一辈子也治不好。我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同狱的一个爱国学生设法要了一片面包，把面包屑泡在水里，灌进我的口中，就这样在难友的关怀下，我才算是活过来了。李白同志关在7号牢房，每次提审时，都要经过我住的1号牢房。尽管每次审讯，李白同志都遭受一次新的折磨，被狱卒们一人抬头一人抬脚地拖回来，但是每经过我的牢房时，他总要挣扎起来看我一眼。我深切地感到，他是在对我说：我们是革命者，不能在敌人面前低头，这是考验呵！
一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我释放了。隔不多久，在弄堂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问我：“这里是不是福禄村？有没有一个姓裘的？”我说：“是的，我就姓裘。”机灵的孩子把一封信朝我手里一塞就走了。信是组织上寄来的，大意是：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去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表示钦佩。希望你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这时，我连身上的疼痛都忘记了。党的关怀，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此后，我回到工厂，一边做工，一边到宪兵司令部去打听李白同志的下落，但每次都是说不了三言两语，就被日本宪兵打出来。一直到1943年3月，才知道李白同志被关在极司非尔路（现在的万航渡路）76号。这是汪精卫的特务机关。有一天，说是可以接见，我立即就去了。中间和“犯人”隔着个接见网，“犯人”一个一个从里面出来，会走的自己走，不会走的拖着出来。李白同志先看到了我，他第一句话就是用暗语问我：“领导同志好吗？”我也用暗语回答：“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上海。”他听了这句话，脸上闪出了隐隐的笑容。
76号监牢的残酷是骇人听闻的！李白同志住过的那个地下监牢，解放后作过一次大扫除，发现了不少人的头发、牙齿和骨头。“76号”里不但有地下监牢，还有水牢、天牢。水牢是一幢大房子的天井，里面放满了水，水里放进了毒蛇和咬人的小毒虫。人推进水里，毒虫一咬，就浑身痉挛，而特务们却站在旁边拍手狞笑。人在水牢里浸了水，再上天牢。天牢就在水牢上面，玻璃顶子。把人的手脚捆起来，吊到空中，敌人把这称作“晒明虾干”。谁进了76号，总是活着从前门进去，死了从后门出来。
党用了很多办法，营救李白同志。1948年6月，李白同志总算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的工作。”我说：“你的伤势这么重，怎么工作呢？”他说：“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皮被打破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接着又说：“我们也亲身经受过敌人的迫害，难道还能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吗？不能！那只有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积极斗争，努力工作，才能早日打走敌人。否则老百姓是活不下去的。”在李白同志恳切的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
那时上海是不能呆了，我们就暂时转移到浙江淳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大街上屠杀无辜的老百姓。不久李白又第二次被捕，亏了营救得快，才脱出虎口。出来后，李白同志对我说：“日寇抓我们坐牢，国民党也抓我们坐牢，这说明中国人民的敌人有外来的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在他们手里，人民就没有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接着我们又转到江西，东藏西躲，直到日寇投降后，党才又把我们调到上海来搞地下电台工作。
因为没有社会职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李白同志就在渔船上找到一个修理收发报机器的工作做掩护。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就自己发电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我很担忧，怕他病倒，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对我说：“一个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工作得顺利，就是最大的快乐。”他又说：“长征时，部队行军，我们也行军，部队休息，我们就发报。报发完了，又开始行军。现在比起长征时的情况，好得多了。”他还说：“如今有了工资，可以不要组织的生活费，让组织的钱做更多的事，借这个职业还可以学到很多无线电技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李白同志的态度。
不但平时，就连星期天，李白同志也从不休息。他常常利用假日研究无线电技术，从早上搞到中午，叫他吃饭，他总是说：“你和孩子先吃吧！”又继续埋头钻研了。有时搞到晚上，才高兴地说：“我研究的东西成功了，你把饭多烧些，把中午的饭和晚上的饭让我一起吃了吧！”
1948年12月29日深夜，这真是个难以忘怀的晚上。李白同志正在给延安发一份重要的电报。这是国民党的一份绝密的江防计划，对解放上海关系重大。不料，敌人又出现在我们房屋四周。他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我把小孩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藏起来。这时已是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已经闯进门来，吆五喝六地搜查起来，其中一个特务直冲三楼，象狗一样地朝李白发报的房间嗅去。
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特务为了侦测我们的秘密电台，已经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只是因为出了叛徒，我们的电台才被侦破了。
李白同志当场被捕了，被押到了四川路海宁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当时我没有被捕，因为敌人还想继续搜查东西，侦察线索。第二天早晨，孩子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怎么昨天只两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我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他们又问亲戚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于是敌人把我和孩子也一起关进了牢房。一进牢房，我就看见李白同志已被绑在老虎凳上，棉衣棉裤都剥掉了。孩子看见了，就哭着喊叫爸爸。敌人趁此机会对李白同志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李白同志用沉默回答了敌人。
就在警备司令部，李白同志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上老虎凳，灌自来水、灌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中。针一半插进肉里，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钻指甲缝，手背肿了起来，血也变紫了……李白同志受尽了种种酷刑，但是始终没有吐露半句真情。
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出鬼主意。把我和孩子放回家中，派了几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弄口还放了哨，等人上门。特务把家中可拿的东西全拿走了，可吃的东西都吃了，又把我和孩子关在一个亭子间里审问。审问时，一只手枪对着我的胸口，一只手枪对着背后威胁说：“你还不招供，你丈夫早说了，你们是共产党。”敌人这种卑鄙伎俩，正说明了李白同志的坚强。
敌人在我家赖了40天，什么也得不到，就滚了。到了1949年3月，我和孩子去警备司令部探牢，又看到了李白同志。他的双脚已经断了，还拖着沉重的锁链，由两个难友搀着出来。我看见他时，喉咙塞住了，讲不出半句话来，孩子叫了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听了这句话，我真是万箭穿心。
4月20日，李白同志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这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监狱，不让探视。后来李白同志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我，叫我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窗子叫，可以看到他。我带了孩子，就这样偷偷地看了他几次。5月7日，我和孩子又见了他最后一面。他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我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们的希望要实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了。”又说：“当你们过上好日子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天亮了，要做的事情更多了，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少用钱，多做事……”哪知道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遗言！
蒋介石本想从李白口中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但李白同志坚贞不屈，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忍受了各种法西斯的酷刑，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向敌人屈服。蒋介石亲自批了“坚不吐实，处以极刑”8个字。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李白同志和十几名坚贞的共产党员，在浦东戚家庙刑场，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地牺牲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多少年来，我党有无数的英雄儿女，在敌人的枪弹下、刑场上、监狱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活着的时候，只知道勤恳地工作，唯恐给人民贡献太少，自己享受太多。他们从容就义的时候，只期望着别人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李白同志不过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的生命永远在电波中闪光，永远和我们的伟大事业同在。只要想起他们，就使我们获得力量和勇气，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我们年轻一代，都生活得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